特稿||中國血煤
中國血煤
南方傳媒書院 作者：龐皎明 原刊中國經濟時報
2007年3月28日中午11時30分許，余家?guī)X煤礦發(fā)生瓦斯爆炸。3月29日，上午9時30分左右，被困井下26名遇難礦工的尸體全部找到。經過辨認以后，分別裝入白色的袋中。
遇難礦工的家屬被隔離在一旁，眼睜睜看著死去的親人被裝入裹尸袋中。尸體之外，有遇難礦工的妻兒老小，哭聲連成一片。
礦難
3月29日中午，救援工作宣告結束，此次礦難80名礦工脫險，26人遇難。
帶有諷刺意味的是，余家?guī)X礦難的當日，正是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出通報，要求依法嚴肅查處瞞報事故行為，堅決遏制重特大事故發(fā)生。
然而，一起接著一起的礦難，毫無休止的跡象。在這片土地上，因礦難而起的生死悲歌一直沒有停息。
3月1日，臨汾市洪洞縣廣勝寺鎮(zhèn)柴村，一非法煤焦油土法加工點發(fā)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1人受傷。
3月15日，臨汾市鄉(xiāng)寧縣西坡鎮(zhèn)硬家溝煤礦二坑口井下在拆除設備時巷道發(fā)生冒頂，3人被困。
3月14日14時，洪洞縣明姜鎮(zhèn)圣王溝一“黑口子”(即非法煤礦)發(fā)生透水事故，導致3人死亡。
3月16日15時，鄉(xiāng)寧縣西坡鎮(zhèn)硬家溝煤礦二坑口非法生產發(fā)生頂板事故，導致3人死亡。
3月17日，臨汾市洪洞縣圣王溝一非法采礦點井下發(fā)生透水事故，3人死亡。
3月18日，晉城市城區(qū)西上莊苗匠村聯(lián)辦煤礦井下發(fā)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1人遇難。
3月26日，呂梁市下轄汾陽市楊家莊鎮(zhèn)南偏城煤礦三坑發(fā)生炸藥燃燒事故，造成14人死亡。
3月28日，臨汾市堯都區(qū)一平垣鄉(xiāng)余家?guī)X煤礦井下發(fā)生瓦斯爆炸事故，當班入井人數為106人，其中80人自行出井，造成26人死亡。
4月23日，臨汾市鄉(xiāng)寧縣昌寧鎮(zhèn)木凹溝煤礦發(fā)生透水事故，13人被困井下。
4月30日凌晨3時許，，陽泉市盂縣路家村鎮(zhèn)劉家村一非法煤礦，瓦斯燃燒引發(fā)爆炸，14名礦工遇難。
善后
余家?guī)X煤礦，位于距臨汾市約45公里的西山一平垣鄉(xiāng)和土門鎮(zhèn)交界處，其間群山環(huán)繞，礦區(qū)就在山溝。礦區(qū)大門入口處右邊楹聯(lián)上的“科技興礦再濤輝煌”(就是“濤”字，我懷疑是“鑄”的錯別字，龐皎明注)，使其顯得與眾不同。
據了解，該礦屬于鄉(xiāng)鎮(zhèn)煤礦，其核定生產能力為每年9噸，按規(guī)定入井人員最多29人。
在發(fā)生事故之前，其包括安全生產許可證在內的煤礦生產必須的六個證件(?)均已經過期。依照中國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煤炭開采必須六證齊全且有效，否則屬于違法。
官方的調查結論稱，煤礦在不具備正常生產的條件下，違法組織生產。開采進行的極為混亂，多個工作面，多頭掘進，井底巷道像蜘蛛網一樣。“進去如果亂走，說不定就走丟了出不來。”這是礦工的描述。
礦難救援工作結束以后，相關調查及善后處理工作也相繼展開。堯都區(qū)所有煤礦停產整頓，全市展開打擊礦山非法違法生產專項行動。最終的處理結果是37人被撤職、免職及得到相應的處分。
事故調查組查封了煤礦在臨汾的200個銀行賬戶，共計金額為30萬余元。然而，根據山西省安監(jiān)局、省財政廳于2006年6月聯(lián)合下發(fā)的《省管企業(yè)煤礦安全生產風險抵押金專戶資金監(jiān)管暫行辦法》。
煤礦風險抵押金專門賬戶上的資金均不得低于100萬元——根據山西省政府2004年的規(guī)定，“煤礦事故死亡礦工的賠償金不得低于20萬元人民幣”。
血煤
3月份以來，臨汾市接連不斷的礦難，使得曾因環(huán)境污染過重而被媒體喻為“傷城”的臨汾再次陷入憂傷。
對于余家?guī)X煤礦礦難發(fā)生的原因，曾有這樣一個說法：當地政府下派的兩名安監(jiān)人員，由于一名生病外出，另一名在吃飯之際，礦方組織開采而導致礦難。
然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實情并非如此。2006年臨汾市堯都區(qū)河底鄉(xiāng)蘆葦灘煤礦發(fā)生瓦斯爆炸(24名礦工遇難)之后，當地政府向每個煤礦派出兩名安監(jiān)人員以配合煤礦的安全生產。
“很多煤礦都是安插自己的親信。”知情者說，余家?guī)X煤礦的真正后臺，還涉及當地的兩個官員，據說該礦的礦主還有一個在煤礦監(jiān)管部門工作的親戚。
“一些國家公職人員與礦老板勾結，監(jiān)督者成了保護者。”
晉城市城區(qū)檢察院檢察長趙貴爐告訴記者，“在礦難發(fā)生的十多天前，晉城市剛剛組織過一次安全生產大檢查，對各個煤礦進行拉網式排查，駐該礦辦事處的包礦員、安監(jiān)局的駐礦員，都報告沒有發(fā)現異常。”
也就是“3·28”余家?guī)X礦難的第二天，山西省長于幼軍曾經要求從4月開始，全省各地市要在3個月的時間內對煤炭資源整合后的保留礦、超能力生產礦、非法采礦點等三類煤礦進行地毯式清剿。
各地要嚴查保留礦的安全生產條件，安全不過關但仍組織生產的煤礦要全部關停整頓，不能手軟。
對持有合法生產手續(xù)但存在越層越界開采、超能力開采等行為的煤礦一律關停。同時，各地還要繼續(xù)保持對各類非法礦點的高壓打擊態(tài)勢，建立起層層監(jiān)管體制。
“他們停不下來的，等風頭過后，還會偷偷地開。”在山西，不少煤礦附近村莊的村民說，年復一年，他們已經看清了這種游戲——每次發(fā)生大的礦難，都會來一次整頓，整頓過后甚至在整頓進行中，有些煤礦還會在晚上偷偷地挖煤。
“國家不是不要煤，但是不要帶血的煤!”2005年11月21日，在貴州督查煤礦安全生產工作時，時任國家安全監(jiān)督總局副局長王顯政的話，近乎經典。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因礦難落過淚，安監(jiān)總局局長李毅中因礦難拍過桌子，國家煤礦安全監(jiān)察局局長趙鐵錘因礦難怒斥地方官員，省長表態(tài)治理煤礦“絕不手軟”，然而，礦難還是在不斷地發(fā)生。
中國礦難解密
王克勤
在山西，除了大型國有重點煤礦之外，大多數都采用承包的方式進行經營。
這種方式通常如此：開采煤礦需要的證件、執(zhí)照，由投資人(真正的煤老板)負責解決;而煤礦的開采及井下管理，往往由負責承包的包工頭負責——他們也往往被外界稱之為“煤老板”。
在礦工的眼里，“小包”、“中包”、“大包”或者投資人都是煤老板。而說，真正的煤老板只有兩類，那就是煤礦的投資人以及他們的后臺。
左云店灣的礦工給記者一段順口溜：“一級包工頭靠門路，二級包工頭靠人緣，三級包工頭靠手段。”
他向記者解釋其中的意思，靠門路，就是要和當地領導有關系，至少也和煤老板關系熟;靠人緣，就是工頭能夠和一級承包人套上關系，這樣就能有煤挖，同時又能和下面的隊長搞好關系，這樣下面的人能替你賣力辦事;靠手段，底層包工頭要靠自己的威信來讓民工能努力干活。
煤礦承包給包工頭以后，如果出現礦難發(fā)生死亡事故，包安全的“大包”和“中包”需支付全部的賠償費用。
但是，這只是在暗中進行。所有明面的工作，一般由煤礦投資人的親信，即是煤礦的法定代表人(礦長)來操作，“要是被抓起來，抓的也是礦長”。
最常見的礦難，往往有三種
瓦斯爆炸、冒頂和透水。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三種：一氧化碳中毒、火災和井下發(fā)生車禍。此外，超采也是造成礦難的一個根源。“一般都超采3倍左右。”
這位知情者說，煤礦老板之所以暴富，與超采也緊密相連。為了超采，煤礦老板并沒有按照政府規(guī)定的采礦圖紙規(guī)劃進行采煤，由于地質結構狀況不明，發(fā)生冒頂或透水在所難免。
為了超采不被察覺，“一個煤礦至少有四份圖紙(采掘工作面分布圖)”，真正實施操作的圖紙只有老板知道，其他的都是為了應付檢查。
這位知情者還對記者說，超采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為偷漏稅創(chuàng)造了條件，只要交足核定產量的稅款后，“剩下的都是老板的?，F在煤礦都是現金交易，很難查。這也是煤老板快速聚斂財富的手段”。
“老板的心里就像賭徒，趁著政策還沒變，趁著還沒有事故發(fā)生，能挖就要趕緊多挖……”
黑口子
黑煤窯，坊間又稱黑口子，是泛指那些一開始就屬于無證開采的小煤窯或手續(xù)不全仍在開工的煤礦。在山西，從頭至尾均不辦理任何證照的煤窯占了黑煤窯的大多數，“從明口變?yōu)楹诳诘拿焊G占少數”。
一業(yè)內人士對記者說，一些明口(合法煤礦)由于個別證照過期不能繼續(xù)申辦或費用過高，索性變成黑煤窯。而黑煤窯這個毒瘤癌變的過程，所反映的卻是各方利益主體相互勾結的現實。
“私采亂挖開黑口，以盜竊罪抓捕”，“凡舉報開黑口者，獎勵300—1000元”，“誰挖露頭煤，政府就打擊誰”，“政府對于開黑口子者，一律進行毀滅性打擊。”
……在河津市煤區(qū)的路邊，類似的標語一條接著一條，“有煤礦處皆有標語”。標語的發(fā)布者，是河津市政府(縣級)和該市的礦產資源稽查局。
“應該是‘誰挖露頭煤，政府就在保護著誰’。”在記者的多方努力下，曾開過黑口子的老板王濤終于開口了——而且無話不談。
王濤，河津市人。兩年前，他的黑口子在該市下化鄉(xiāng)正常運營，“如今風險太大，不挖了”。
當時，這個鄉(xiāng)明口子(合法煤礦)有30多個，黑口子300多個;如今“明口有30個左右，黑口子有200多個”。
如何才能開得起一個黑口子?王濤向記者講述了其中的程序——他親歷的內幕。
要順利挖一個黑口子，開一座非法的小煤窯，在河津市，一般得經過五道程序。
首先，老板(投資人)得跟礦產資源局的領導接上頭。“你得跟他通個氣，自己想挖個口子。”王濤說，有的時候，資源局的人還會告訴你，某村的地界上煤炭資源更為豐富。
其次，在當地紀委找個靠山。“在這里，紀委什么事都管，在里邊沒有人不行。”
第三步，找到鄉(xiāng)政府。“在鄉(xiāng)政府里邊說得上話的人，得給他們錢。”
剩下的兩道程序是派出所和村書記(村長)。“不給派出所好處，口子就沒法開。他們抓住一個(黑口子)礦工要罰款1萬，抓住一輛裝載車罰款3萬。”
王濤說，至于村書記(村主任)，他們是土地爺，挖他們地下的礦所以要給些錢，“他們能保證你平安生產”。
打點這些關系，需要花費多少錢?王濤說，“給村長的‘黑水’(即支付開黑煤窯的好處費)一般是2萬，給一次就可以了。
其他部門的人，要經常走動，經常給錢，但第一次的‘公關費’大約需要20萬元。”
還有一種情況，開黑口子并一定經過這5道程序。據知情人向記者介紹，給村書記每年交10萬元，也能確保在其所在村的地界開辦黑煤窯。
“進村都得經過山路，什么人什么車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他們看幫著放哨”。但是，僅依托村書記為靠山，是開黑口子風險最大的一種選擇。
第二種情況，是直接給鄉(xiāng)政府“進貢”20萬元。“資源局或市里要來人檢查時，可以從鄉(xiāng)政府提前得到通知。用鏟車把口子堵住就沒事了”，王濤說。
在黑口子泛濫的臨汾市汾西縣，開黑口的程序與河津市大同小異。該縣的知情人士向記者介紹，在汾西開黑口，必須打點的部門有：鄉(xiāng)政府、國土資源所和派出所。
“當然，后臺越硬膽子越大，但只要搞下這三關，黑口子就可開張了”由此，一座黑煤窯即宣告誕生，“邊挖邊賣邊發(fā)財”。
由于黑煤窯不需要向政府上繳任何的稅費，“每噸利潤至少100元，一天最少也賺2—3萬，一個月賺七八十萬是小意思。”
王濤說，在2004年，他的黑煤窯沒有把出煤的任務承包給帶班工頭，那時的噸煤成本僅需21元。
真可謂是“挖全民的資源，鼓了自己的腰包”。
到處泛濫的“黑口子”是山西省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一大毒瘤，近幾年來，隨著山西省政府打擊非法小煤礦力度的加大，五六千的小煤窯因此而關張。
除了2005年開展的“打非行動”以外，這兩年來，山西各市縣每年也都會獨自開展“打非行動”，以打擊黑煤窯的違法采礦行為。如太原市萬柏林區(qū)，僅2007年就關閉了一千多座黑煤窯。
“我們這里，去年是炸了不少礦，關系不硬的都炸掉了。”河津市的知情人對記者說，“有大后臺的象征性的炸一下，有些就根本沒炸，檢查之間就已經停產，用土把井口掩埋了。”
“只要地下的煤還沒有挖完，黑口子怎么可能全部停下?中央媒體報道過、地方媒體報道過，不知多少遍了，總會死灰復燃。”
帶領記者進入汾西群山間調查黑口子的線人站在山頭上，“整個山西都是如此。有煤老板曾放出話來，就算國家領導過來治理也會頭疼。”
分食者
黑煤窯、黑礦工、黑煤場、黑車、黑煤檢站、黑老大、“黑記者”、“黑官員”……黑煤窯分食者們結成了一條相互勾結的黑色利益鏈。
黑煤窯中的食物鏈大概分四個層級——第一級：煤老板(及黑礦投資人);第二級：礦長;第三級：包工頭;最后一級是礦工。
煤老板開下一座煤窯，選擇一名親信當礦長后，就開始退隱幕后。“需要打點上面的工作時，老板才出面。”
在煤礦，礦長即是煤老板的代言人。礦長之下，就是包工頭。在黑煤窯，包工頭的工作與正規(guī)煤礦的有所不同，他們需要做的工作是兩項：招來礦工，把煤運到地面
如果發(fā)生礦難，除非有事先特別約定，全部由煤老板(礦長)負責。
黑煤窯的包工頭，一般都是外地人。包工頭與煤老板的合作方式，是與煤老板談好噸煤的價格后，負責組織礦工將煤從井下挖出運到地面。
礦工的組織管理及工資發(fā)放，由包工頭負責，煤老板概不過問。
礦工的來源，以外省籍礦工為多，主要有四川、陜西、湖北、浙江、甘肅及東北等地。目前在黑煤窯挖煤的礦工，收入一般都比正規(guī)的煤礦高，“一天能掙兩三百元”。
在黑煤窯中挖煤，同一個煤窯或同一個工作面的礦工，一般都是老鄉(xiāng)。幾乎百分之百都是農民，記者通過大量的調查，在黑煤窯挖煤的礦工最高文化程度為初中。
由于素質不高，加之很多礦工從來就沒挖過煤，傷亡事故經常發(fā)生。
據業(yè)內人士向記者介紹，僅河津下化鄉(xiāng)，每年死在黑煤窯的礦工約在20—30人。事故的處理辦法，都是進行“私了”。
“至于整個山西，每年黑煤窯死多少人，恐怕誰也無法說清。”該知情人說。
在黑煤窯的食物鏈中，還有不能忽視的一級——在黑礦附近正規(guī)的煤礦或煤場。由于黑煤窯挖出的煤，通常情況下必須在天亮錢轉移，而他們轉移煤的目的地，是合法煤礦的煤場或黑煤場。
“黑口子的煤一定要想辦法趕緊拉走，所以價格相對來說比較低。”行內人士告訴記者說，因此各方都喜歡從黑口子拉煤。
2006年，據太原市相關部門不完全統(tǒng)計，僅外環(huán)路兩側不足五公里的地段，儲煤場就達90余個，其中90%均為“黑煤場”。
而記者在臨汾、忻州和河津等多個地區(qū)看到，許多黑煤場就光明正大的建在公路的兩旁。據了解，山西省非法儲煤場每年偷漏稅費近10多億元。
煤老板
最近幾年以來，全國各大媒體都關注山西煤老板，從團購“悍馬”到北京的橫掃樓盤，山西的煤老板給全國人民留下了極端揮霍的暴富印象。
當年轟動一時的團購悍馬已經被證實是謠言，但是山西煤老板確實喜歡好車，尤其是喜歡購買好的越野車。“有煤礦的地方就有豐田霸道，霸道只是煤老板的工作用車。”
臨汾市委宣傳部一位工作人員說。煤礦用車的基本法則是：一般煤老板和包工頭都開豐田霸道和陸地巡洋艦，二級包工頭開本田、現代和三菱越野車。
有些老板不僅需要好車，更想圖個吉利，搞到一個好的車牌，車牌和車子一樣，都是地位的象征。據2006年11月27日《三晉都市報》報道：太原148個吉祥車牌號，共拍出450萬元。
煤礦老板自嘲自己的工作是三陪，“陪吃、陪喝和陪玩。”這陪的對象，多是當地的官員，這些人都關系著煤礦的生死存亡。
左云一位官員告訴記者：“現在能管到煤礦的部門至少有20多個。”對這一數據，臨汾煤炭工業(yè)局局長楊吉春表示，“差不多就有這么多。”
某煤礦平均每天要接待至少三撥的官員，“都是來拿錢的，或者要贊助的。他們連周末都會來，什么部門都有，連教育局都來過。來了我只能接待，誰也得罪不起，誰都知道你有錢。”
于是，這些“三陪”老板和大小官員們，撐起了燈紅酒綠的大同。
缺水的村莊
店灣村就在店灣鎮(zhèn)，因為連年的挖煤，地下水資源遭到嚴重的破壞，據村民介紹，上世紀70年代，打井下去都能提出水來，到90年代初，地下就已經沒水了。
“現在喝水都是花錢買，水是從內蒙古引過來的，再用卡車去拉上來，外地人5毛錢一擔，本地村民2毛錢一擔，村里貼錢供應的。”
現在村里大多數的地都已經退耕還林，村民的收入主要都來自房租出租。外地人的增多給店灣村帶了收益，也帶來了環(huán)境和治安的一系列問題。
店灣村房前屋后隨處可家見干硬的糞便。“都是外地租房的人做的。”村民忿忿地對記者說，“起風天，便紙會飛進家里來!”
破敗的村莊
店灣鎮(zhèn)下張家墳和南深井這兩個相鄰的村村民不約而同地在左云縣上訪。“下張家墳曾經很富，現在不行了，和西溝相差越來越遠了。”
煤礦被整合，也有的被賣了。劉家窯村和下張家墳和南深井村一樣，演繹的是一個因為致富又因煤致貧的故事。
1985年，該村投資400多萬元，建立了第一個村集體煤礦。1989年，另一個井口建立。1990年，第三個煤礦建立。彼時，大量外來礦工其及家屬，把整個劉家窯村熱鬧得沸沸揚揚。
2004年，該村一個煤礦因資源枯竭而關閉。2005年，另一個井也因資源枯竭而關閉。2006年，最后一個煤礦因為資源整合而被關閉。
“沒有了煤礦，外來人口也沒有了，服務業(yè)也停止了，運輸業(yè)也停止了……資源枯竭，地下水也沒有了。”
搬遷的村莊
范家寺位于與西溝村只有兩里地的距離。“這個村已經不存在了，都集體搬遷了。”
附近村民告訴記者：“這里以前地陷壓死過人，之后就整體搬遷了。”關于這個說法，記者在店灣鎮(zhèn)政府那里得到核實。
范家寺村共有170來戶，2004年，村民在打麻將過程中，忽然地陷，造成一人死亡，2005年，整個村房屋出現大面積裂縫。“當時村里每天都在震動，2005年9月，政府果斷決定集體搬遷。”
“我們一個月就搬光了，實在是太危險了”?，F在村民都在左云租房暫住，等著新村落成再搬遷。
江湖
黑煤窯的煤被運到煤場以后，要平安上路必須持有“煤票”，并且必須路過“兩關”:煤檢站和治超點。
從1979年開始，山西省政府對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噸的能源基地建設基金(俗稱“出省大票”的一種煤票，僅針對地方國有煤礦和鄉(xiāng)鎮(zhèn)煤礦)，所有出省的煤車必須攜帶此票據以證明交納了基金。
2005年，山西省為了徹底切斷黑煤窯的生命線，山西省煤炭局下發(fā)鐵令，要求煤炭系統(tǒng)禁放沒有“合法煤炭銷售票”(即“煤票”之一種)的煤炭進入市場。
山西省煤炭工業(yè)局規(guī)定提出，所有“證照”齊全的礦井必須執(zhí)行“煤炭銷售票”制度。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收購無“煤炭銷售票”的煤炭。
這些煤票，只有正規(guī)注冊的煤炭經營企業(yè)才能拿到。知情人向記者介紹，為了讓運煤司機在自己親信的加油站加油，煤場老板手里的“煤票”，往往會“寄存”在加油站老板的手中。
“我們得過去加高價油，才能拿到煤票”。河津一運煤司機對記者說，拿到煤票，黑煤即刻“洗白”。
煤檢站，是一個歷史產物。1970年代，國家為補充計劃內煤炭調撥量不足，鼓勵山西提高煤炭產量，增加晉煤外調量而給予山西一項特殊政策——對地方的出省煤炭提取20元/噸的能源基地建設基金。這個政策在2006年12月31日執(zhí)行到期。
當時，山西省政府將能源基地建設基金征收權授予山西省煤運總公司，而山西省煤運總公司可以從征收費用中提取2.5%的服務費。
自此，煤運公司在出省的每一條公路上設置煤檢站，如今已經形成覆蓋全省的煤運網絡。
2007年4月1日，山西省開征煤炭可持續(xù)發(fā)展基金。目前，此基金仍由稅務部門委托煤檢站代為補征。
煤檢站的職能，是對出省的運煤車輛進行復磅計量、補征能源基地建設基金，對運煤車所攜帶的由上游的煤焦營業(yè)站開出的票據進行核對，對與實際重量和應收基金數額標準不符的進行量差和價差的補征。
然而，記者通過對朔州市、臨汾市、河津市等多個煤檢站的現場觀察，許多煤檢站幾近形同虛設。有些運煤車排著一條長龍停在路邊，有的，則根本不上煤檢站的地磅。
記者采訪了一位曾在煤檢站工作的人士，了解了其中的奧秘。
“不過地磅的，都是在站內‘有人’的煤車，而排隊等候的，是在找人幫忙通關。”他說，煤檢站一般一個班工作8個小時或12個小時，24小時輪班。
煤檢站的工作，即是“驗票”和“補票”，但此項工作幾乎在山西全境的煤檢站都難以認真執(zhí)行。“跟站里的頭(站長或班長)打好關系后，一切都好辦了。”
知情人說，煤檢站采取的方法，即是不開票或少開票。比如，一個車隊有10輛車，只開5輛車即可放行;一個車實際載重有60噸，開票時只收20噸的錢。
在煤檢站工作過的消息源向記者分析，如此做法，除了“國家該收的錢沒有收到以外”，其好處有三：第一，運煤車司機少交了錢。其二，煤檢站工作人員得到了“黑水”。最后，幫助通關的人也獲得了提成。
“一個煤檢站普通職工，一年十幾萬輕輕松松。”消息源說，一個班一天大約有5萬元“黑水”入賬，站長一半，副站長和其他工作人員平分另一半。
運煤車要順利通行，還得經過一到關卡：車輛超限超載治理點。然而，記者在山西調查的情況卻是，在山西省內的超載運煤車，幾乎都是暢通無阻。
“有人專門押車，因為超載而必須卸貨的，基本上占不到10%”。一位運煤司機如此表示。因為超載，重型汽車的剎車片一般都經過改裝——有一根小水管以便快速冷卻剎車片。
司機說，“一般都要超載一倍以上，要不然賺不到多少錢”。
黑煤窯的煤礦被“洗白”上路之后，事情并沒有因此而結束。在黑煤窯的背后，還有在想著分肉吃的人：一個群體是記者，一個群體是官員。
在山西，據業(yè)內人士介紹，從事“創(chuàng)收”的“新聞工作者”比從事報道的記者還多。
大同、呂梁和臨汾等地，幾乎成了“假記者”的重災區(qū)，由于煤礦存在的各種問題突出，“記者”泛濫——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創(chuàng)收”，以各種名義向煤礦要錢。
晉城一位礦長曾向記者介紹，有一次他的煤礦因事故死了一個人，其花費了290萬打發(fā)“記者”，才將此事瞞了下來。
黑煤窯要想繼續(xù)存活，除了用錢來買通“新聞工作者”之外，其實，最重要的還是官員。在山西，黑煤窯似乎與當地的官員都有著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關系。
河津的黑礦老板王濤(化名)向記者抱怨說，有一個月，資源局的人一共來了三十多次，“來一次一人給一萬”，“有時候還要到市里吃飯、開房、找小姐，每次都是高消費”。
在臨汾，一名煤老板說，“我這里誰都能管，連計生委的人都可以過來收礦工的超生費。”
更多礦區(qū)的農民，并沒有因煤礦而得到好處。黑煤窯的利益鏈中，最無奈的是他們：“挖煤不要我們，地倒空了，水跑了，我們以后怎么生活?”
汾陽市楊家莊鎮(zhèn)的一些農民，似乎在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在運煤車必經的路上，幾位坐著輪椅的男子總是停在路中央，每當有運煤車經過，他們就攔住了煤車的去路。“地陷了，房塌了，怎么辦?”
對此，楊家莊農民的回答很堅決：拿走煤可以，“留下買路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