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內(nèi)向的我從小就喜歡一個人靜靜的躲起來翻看歷史類圖書，在酷熱的夏天頂著烈日翻看《隋唐演義》、《水滸傳》、《三國演義》等歷史類連環(huán)畫書籍，對于遠去的歷史總有一種莫名的喜歡，那時的歷史類連環(huán)畫小說成了我心靈深處一方溫馨的港灣。 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也在問和《大染坊》中的主人公陳壽亭同樣的問題“為什么同樣的一個國家，唐朝時那么強盛，而宋、明、清朝代卻那樣孱弱，國際影響力卻越來越弱?”，對于這一問題的答案我依然認同陳壽亭所說——這歸根結(jié)底就是人的問題，看是由什么人在治理這一方國土。
隨著國學學習的逐漸升溫，一向好讀書但不求甚解的我也追風一把，在網(wǎng)上買了一本《貞觀政要》拿來翻閱。在翻看任賢、納諫、求諫等章節(jié)時，對陳壽亭所說的這一觀點更為認同。同時在讀書的過程中也越發(fā)覺得唐太宗李世民的不易。
作為一名出生名門，16歲開始參軍，在唐朝建立以后，先后進行了六次大的戰(zhàn)役。這六個戰(zhàn)役李世民親自指揮了四個，全部取得了勝利，為唐朝立下了赫赫戰(zhàn)功。在歷史上作為一名皇帝，本身能有如此卓越戰(zhàn)功的人員少之又少，因此他本身就有其值得驕傲的資本，況且他還位居掌握有“生殺予奪”大權(quán)的皇帝之位，按理說他應該是“飛揚跋扈”、“驕橫蠻不講理”的，但是讀過《貞觀政要》之后不得不說他是我國封建社會時期主動將權(quán)力關(guān)進“籠子”里邊的一位明君。
作為一部專門記錄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與魏征、房玄齡、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上討論言行的一部書記，《貞觀政要》中有多處體現(xiàn)唐太宗李世民謙虛聽取大臣們或委婉或尖銳的諫言。
如本書中“求諫”一節(jié)中描寫到“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于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guī)諫。”。
又如本書中記載，貞觀二年，唐太宗對侍臣說：“明智的君主能時時反省自己的過失，并且不斷加以改進，然而昏庸的君主總是力圖掩飾自己的短處，蒙蔽視聽。像隋煬帝，他自以為是，對自己的缺點視而不見，又拒絕別人的意見，這樣就再也沒有人敢于直言不諱了。”
該書中類似于對唐太宗李世民虛心接受臣子們的不同意見和自我反省的描述很多，每每讀到此處我就感觸頗深，作為一個有如此戰(zhàn)功、有如此崇高地位的皇帝竟能如此謙虛接受大臣們的不同意見，又能有如此高的自知之明不斷反省自己，看到自己一個人力量的不足，這是多么難能可貴和不易。唐太宗的這一態(tài)度和后來的乾隆皇帝在1793年致英國國王的信中說的“天朝物產(chǎn)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這一論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對比。一個因其虛心納諫而最終成就了“貞觀盛世”也為后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一個雖然得蔭于其祖父康熙，勉列于“康乾盛世”之中，但是在其發(fā)表了那樣狂妄自大的信件之后的1840年就爆發(fā)了鴉片戰(zhàn)爭，被那個曾經(jīng)的“外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國門，最終使國家在長達百年中遭受戰(zhàn)亂之苦，每每想來都讓人感慨痛惜不已。
正如毛主席所說“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不論是國與國之間的交往還是作為一個個人，我們都應該始終秉持謙虛的態(tài)度，唯有海納百川接受不同的意見才能使一個國家始終屹立于世界之巔，也唯有如此才能使一個人始終處在前行的道路上不致遲遲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