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看黨建

2006年8月，某市委書記寫有一篇《認真探索憑實績用干部的正確途徑》，文章如同平時的講話一般，里面充滿了“要”如何、如何的語氣。時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梁衡在審讀大樣時批道：“報紙不能發(fā)這樣的稿子，一個小小的地方官有什么資格向我全國200萬讀者指手畫腳，在一篇千字文中一要再要，連說13個‘要’字呢？報紙是大眾傳媒，每天在傳播信息、知識、思想，唯一不能傳播的是命令，更不能傳播這種霸道作風、官樣文章。不知什么時候，我們的干部只會利用職位、權(quán)利說話，而再不會用思想說話、用心說話……”。為此，梁衡還專門寫過一篇《“要”字牌言論》的小文，指陳利害：“這種言論，幾乎是把文件拆分成段，‘要’這，‘要’那，要讀者去照辦執(zhí)行”“報紙的力量是一種‘軟實力’，不是行政硬實力。所以它一是應有一種讓人心悅誠服、自愿接受服從的思想魅力，二是必須有能表達這種思想的個性方式和風格……。如果去掉個性的東西，只把文件拆成幾段，多加了幾個‘要’字，說好聽一點是傳聲筒，不好聽是抄襲，因為這里并沒有作者的新創(chuàng)造”。 現(xiàn)在，“要”字牌言論依然盛行，我們看到的很多文章，仍然是工作部署式的“要”，即便一般干部，寫幾句心得、談幾句體會，甚至經(jīng)驗總結(jié)、座談發(fā)言，也是“要”這，“要”那，只管要求別人，卻似乎與自己全然無關(guān)，可謂文風日頹呀！當年，毛澤東作為指揮千軍萬馬的軍事大家和開國領(lǐng)袖，是最有資格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要”的，然而細讀毛澤東的講話文章、各類公文、新聞評論、政治言論，卻很少以“要”字來下命令、作部署，而是以思想取勝、以道理服人、以形象動人，擺事實、用典故、借譬喻，條分縷析、陳言務(wù)去、直指核心，使“工人、農(nóng)民讀了不覺為深，專家教授讀了不覺為淺”。 還有一點，我們現(xiàn)在的一些黨建文章即便是不“要”或者少“要”的，卻也是板著個面孔，“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充斥著枯燥乏味的政治話語，缺少了語言生氣和靈動之美，令人讀之味同嚼蠟。1958年9月2日，毛澤東在批示《對北戴河會議工業(yè)類文件的意見》時曾大發(fā)脾氣：“我讀了兩遍，不大懂，讀后腦中無印象。將一些觀點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準確性、鮮明性都看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tài)……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松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 毛澤東的文章之所以磅礴凌厲、氣象萬千、五彩斑斕、筆走龍蛇、群峰逶迤、形象生動、通俗典雅、笑談?wù)胬?，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點就是他不是這“要”那“要”，而是借文學來翻譯政治、用哲學來表達思想，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預言革命高潮即將到來的那一段：“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jīng)看得見桅桿尖頭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顛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當黨內(nèi)外對農(nóng)民運動有動搖和微詞時，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zhì)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當抗日戰(zhàn)爭處在最艱苦的相持階段，許多人看不到前途時，他發(fā)表著名的《論持久戰(zhàn)》指出：“武器是戰(zhàn)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jīng)濟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中共七大是一次很重要的大會，毛澤東所作的閉幕詞《愚公移山》，卻不是以理說理，像許多政治報告那樣枯燥說教，而是以“事”（為美國人送行）說理，以“典”（愚公移山）明理，寄思想于形象，寓說理于敘事。如此等等，都是假文學之手來行政治之責，用哲學之思來書政見之文，從而創(chuàng)作出不可復制的政治美文。正如梁衡所言：“對毛來說已分不清是挾著政治風雷在文學領(lǐng)域振聾發(fā)聵，標新立異；還是乘著文學的春風，在政治領(lǐng)域移花接木，植松栽柳”。今天，我們的黨建文章確實太需要這樣的振聾發(fā)聵、標準立異，這樣的移花接木、植松栽柳了！因此，我們應該真正的破除“要”字牌言論，借文學來翻譯黨建、用哲學來思考政治，實現(xiàn)彼此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讓黨建文章清流泉涌、光彩照人，呈現(xiàn)出靈動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