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格非長篇小說《江南三部曲》的寫作技巧

最早知道作家格非這個名字，是上世紀90年代讀了他的一部短篇小說《蚌殼》。《蚌殼》講的是三個看似不相關的故事情節(jié)剪貼在一起編織成的作品。

第一個故事情節(jié)是父親帶“我”到湖中打撈蚌殼，通過“我”的眼睛，窺探到了父親與一名村姑的婚外情;第二個故事情節(jié)是描寫一名婦科男醫(yī)生與他的數(shù)個女病人之間發(fā)生性關系，最終導致一起命案的發(fā)生經(jīng)過;第三個故事情節(jié)是通過長大后的“我”與一名賣淫女的感情糾葛。然而，這看似毫不相連的三個故事情節(jié)，讀過之后，卻給人在時間和空間上有著某種內(nèi)在的關聯(lián)性，這種關聯(lián)是在寫作技巧上刻意營造出來的神秘感，是說不請道不明的。于是，我在主觀上就把格非歸入到了先鋒派作家的行列。

一直到2015年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公布，看到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名列榜單，這才再一次開始捧讀他的作品。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是由《人面桃花》、《春盡江南》、《山河入夢》三個部分組成。通過江南小鎮(zhèn)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變遷，講述了三個不同時期的故事。小說在時間上跨越了整個20世紀100年中國社會的三個不同時代，在空間上以一個家族三代人在普濟、梅城、鶴浦和花家舍的生活故事為背景。其中，《人面桃花》從秀米15歲開始，直到她臨死前洞悉了瓦釜的秘密，描寫出一名辛亥革命先驅者一生的命運;《山河入夢》從1952年上海女知識青年姚佩佩成為秀米的兒子--普濟縣縣長譚功達的秘書開始，到她最終因抗拒被強奸，失手殺死施暴者，以謀殺“高級領導”罪名遭到通緝，后來歸案被槍決，這10年間所發(fā)生的故事;《春盡江南》聚焦于當下，描寫譚功達的兒子，也就是辛亥革命先驅者秀米的孫子在唐寧灣的房產(chǎn)被占后，通過法律等一系列手段維權這一事件展開，時間跨度只有一年。

時間和空間上的承繼關系，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寫作技巧上的一大特點。

首先，從格非的《江南三部曲》在故事的連貫性與敘述的通俗性上來分析。

其敘事風格擺脫了類似《蚌殼》那種先鋒派斷章式講故事的方法，回歸到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道路上來了。這是格非在小說創(chuàng)作上的一個大的轉變。

同時，作者并沒有完全繼承傳統(tǒng)的現(xiàn)實主義--比如類似于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那樣描寫宏大、繁瑣的敘事結構和狀物場景的寫作模式，而是從時空方面在寫作技巧上另辟蹊徑，摒棄了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在敘事上的邏輯關系。從作者在寫作上刻意留下的時間空白來看，這種“新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方法無疑是成功的，它得到了大多數(shù)讀者和專家的首肯。

其次，從《人面桃花》和《春盡江南》在人物刻畫方面分析。

作者沒有從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手法中描寫有血有肉、生動飽滿的主人翁形象入手，而是從敘事上進入到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探微到人物的心靈深處，從而避開了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使用大量筆墨來交代時代背景的寫作方式。

當然，這樣的寫作方式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宏觀時代背景襯托，讓小說的創(chuàng)作格局顯得促狹，使人物在性格描寫上出現(xiàn)了一個真空地帶，給人物附著上了神秘主義色彩，從而弱化了小說對人物在個性刻畫上的分寸把握。

第三，透過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窺望20世紀100年間的時代變遷。即：從20世紀初封建專制年代辛亥革命先驅者--秀米烏托邦似理想主義的破滅;到50年代解放初期，特權階層改變?nèi)宋锩\的悲劇;再到80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在物質主義的欲望驅使下，扭曲了的行為方式上來分析。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人類的文明與進步，是從一代又一代的祖先們在現(xiàn)實的殘酷血腥斗爭中換來的。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讓我們從另一個獨特視角，窺探到20世紀100年間中國民間社會生活與進程的一瞥，以及一個家族三代人，從社會大環(huán)境和人性的灰色調中走來的苦難歷程。

與此同時，它也讓人們思考：這樣的社會與生活方式還將繼續(xù)走下去嗎?

或許，這正是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給予我們的啟迪。

(注：本文根據(jù)筆者在陜西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召開的“第九屆茅盾文學獎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整理。)(亞東陜西煤化職工作家協(xié)會主席)